撰写《诗经名物新证》，原是沈从文先生于六十年代初提出来的。当时先生有感于《红楼梦》的新注“务实不够，务虚不深，对本文缺少应有认识，因此不能把所提到的事物，放在当时历史社会背景中去求理会。”而纵观中国文学史，他认为无论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或乐府诗、唐诗中出现的起居服用等万千种名词，读起来问题都随处可见。所以他希望结合文献与实物，写出一系列名物“新证”。但接踵而至的灾害与动乱，使这类工作陷于停顿。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，扬之水同志才在《诗经》方面，完成了宗旨与之相合的一部书。
扬之水同志的《新证》所用的方法似乎相当传统，但却汇集了一大批崭新的发掘资料，这是由现代中国七十年田野考古的成果所提供，而且多数已经发掘者作过不同程度的甄别和考订。此书从容选取，用以说诗，使之互相印证，互为表里，不少盘根错节的问题遂涣然冰释。读者不难发现，过去相当费解的诗篇，出现在此书中时，已从分歧和茫昧中浮现出来，背景明朗，形象具体，诗意也显出它原有的活泼与清新了。
比如先秦时代的车马旌旗、弓矢斧钺，是贵族身分之可炫耀的亮点，因此频频出现在诗篇中。可是其种类繁多，用途各别，常疑莫能明。以当时马车上通用的轭革引式系驾法而论，如果不悉就里，则对《小戎》中的“游环胁驱，阴革引鋈续”“四牡孔阜，六辔在手”等诗句将不知所云，诗人的骄傲我们也就无从理解。而且当时的戎车之构造相当科学，于古代世界遥遥领先，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我国特有的驾车作战的战斗形式。但车战有一套特定的战术；不了解这些规则，则对《清人》中的“左旋右抽，中军作好”，亦将不知所指。而本书作者对出土的车马具、武器及其使用方法均通晓洞达，所以就有可能把一幅先秦时代车驰马骤的画卷展现出来。
《诗经》中出现了不少人物，其身分仪容，往往要通过对服饰的渲染，才能使读者获得鲜明的印象。而从西周到春秋，年代虽漫长，遗物中的人像却很少，是中国服饰史上一个薄弱的环节，说《诗》者也在这方面遇到困难。本书却能够抉微钩沉，将有限的实物资料与诗句结合得恰到好处。过去对“副笄六珈”、“充耳王秀实”、“玉之王真也”、“象之?也”等有关首饰的描写，都说得影影绰绰，读起来犹如雾中看花。本书对它们的解释，虽然不追求文物鉴定式的精确，但处处明白显豁，诗意也得以廓清。如《君子偕老》这首诗，过去认为是讽刺卫夫人宣姜的，连主张废《序》的朱熹在《诗集传》中也认为：“宣姜之不善乃如此。”但诗中写的衣裳装饰，却无处不流露出对这位贵妇人的敬意，甚至以“胡然而天也，胡然而帝也”、“展如之入兮，邦之媛也”，这样的句子极口称颂，和“五世不宁，乱由姜起”声名狼藉之卫夫人的情况全然不符，则此“邦之媛”自与宣姜无干。本书不仅还诗中主人公的清白，而且通过对“子之不淑，云如之何”的分析，拨动起诗中哀惋的弦外之音，使读者在这一美丽而凝重的形象面前，更兴起深深的感喟。
西周是我国上古最重要的朝代，夏商史迹尚多掩映在考古学文化中，而两周则奠定了古中国的规模，其典章制度，被长期传承，奉为圭臬。远在古公?父时，已迁歧兴邦。文武定都丰镐，更大兴土木，赫赫宗周，宫宇相望。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台基房址，础石砖瓦，所在多有。本书结合对建筑遗迹的考察研究成果，讲解《绵》、《斯干》等篇，于是“缩版以载”的工序，“筑之登登”的场面，“如?斯飞”的峻拔，“殖殖其庭”的高敞，都被阐释得有声有色。进而，作者又从宗周偏处西土的地理位置，谈到周初君臣已实施在“天下之中”的伊洛平原建立成周，“宅兹中国，自之?民”的史实。并指出西周经营天下有三个步骤，亦即先后进行的西征、东出、甫进等三条路线。其后昭王在汉水的失败，六师覆没，又成为西周向南土发展的大挫折。作者在西周之政治军事形势的阔大背景下，讲《大东》，讲《鼓钟》，就从章句训诂的考证求索，上升为胸怀历史风云的高瞻远瞩，而其视点又随诗章中情节抑扬控纵，宏观和微观错综融会，这样就把诗中之人物的身世忧戚交织进历史的苍凉。比如《鼓钟》一篇，前代说《诗》者似未给以特殊重视。本书指出它是追怀南征亡灵之作，展卷再读，遂觉语意痛切，可闻“鼓钟将将”中汹涌着的淮上惊涛。
（《诗经名物新证》，将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，本报发表时有删节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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